1935年春的一天,福建永春山的密林中出现一个男子。他穿着破烂的衣服,戴着一个破斗笠,手上握着一把大砍刀,看起来像是一个樵夫。但其实他已经在密林里转了两天了,正在寻找当地的游击队。

男子走着走着发现一个新堆的坟墓,上面摆满了野花和松树枝编的花圈。凑近一看,一个用木板制作的墓牌上写着“钟国楚政委之墓”。男子看完哭笑不得,因为钟国楚正是他自己。

不过让他兴奋的是,墓是新堆的,游击队应该还在附近,钟国楚便朝山下的村里走去。还没到村口,他就被两名放哨的游击队战士拦住问:“干什么的?”钟国楚认识他们,叫着他们名字说:“我是钟国楚。”

这可把两名战士吓了一跳,退后一步说:“政委不是刚下葬吗?你是假冒的还是……”钟国楚把斗笠拿下来,两名战士看清楚了他的面孔才相信,放他进村。为了不吓着大家,钟国楚示意两人不要声张,继续放哨。

钟国楚继续朝村里走路,在一间破庙边听到战友们悲壮地唱着《国际歌》。他走到门边一看,庙正堂上贴着“钟国楚同志追悼会”几个大字。主持追悼会的游击队支队长正让大家脱帽向灵位鞠躬。

看到战友们对自己如此怀念,钟国楚也感动地流出眼泪来,默默地站在庙门口观看着自己的追悼会。一个警觉的战士突然发现了戴着斗笠手握砍刀的钟国楚,大叫一声:“干什么的?”立即冲上去一把抢过了他的砍刀,摘下他的斗笠。

接着战士大吃一惊:“这不是钟政委吗?”庙里的人齐刷刷地把目光投向钟国楚,顿时一片沸腾。钟国楚说:“同志们,我没死,我回来了。”看着大家疑惑不解地样子,他幽默地开起了玩笑:“我去马克思那里走了一圈,他说我革命工作还没完成,不能收,又把我赶回来了。”

在革命年代,没有牺牲却被战友们开了追悼会的例子很多,但能赶上自己的追悼会,钟国楚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个。这自然成了一段佳话,但这段佳话背后却有着一个惨痛的历史故事。

钟国楚于1912年出生在江西兴国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人多地少,土地又贫瘠,每年收获的粮食有一大半要交给地主。生活在旧社会的钟国楚吃尽了苦头,12岁时才有机会去念私塾,但只读了半年便又回家帮父母干农活了。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赣州后。兴国籍人胡灿在当地建立了兴国县特别支部,随后又建立了农民协会等团体。革命思想开始在兴国境内传播,从小受到欺压的钟国楚渐渐意识到,只有参加革命才能摆脱苦难的命运。

然而好景不长,北伐军进入上海后老蒋便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以失败告终。随即,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暴动。国共双方由合作关系演变至公开的武装冲突。

那时候革命斗争形势异常残酷,身份一旦被敌人发现不仅自己很可能会掉脑袋,而且会危及家人安全。但钟国楚并没有被这种形势吓倒,毅然参加了当地的农民协会。

1929年初,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会剿”,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突围,向赣南一带出击。不久后老蒋与桂系矛盾激化,双方爆发战争。红四军抓住机会攻占瑞金、兴国、宁都等地,开辟了赣南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兴国一带发动群众参加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受到老百姓的极大欢迎。他们纷纷把自己的儿子、丈夫送入军队。据有关资料统计兴国县共有8万多人参加红军,其中56人成为开国将军,是全国有名的将军县。

钟国楚也在这一时期参加了革命,成为一名党员,并全程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斗争。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失利,主力被迫从中央苏区转移,开始了长征。同时留下部分部队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牵制敌人。

钟国楚所在的独立十八团奉命留守苏区,受闽赣军区领导,他们开始了艰难的3年游击战争。红军主力转移后,敌军就以重兵围攻苏区,苏区重要据点接连丢失,游击队被迫向深山转移。

1935年4月,钟国楚所在的部队在归化沙溪战斗中被打散。钟国楚独自突围出来,在山上遇到10来个战友。他们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隐藏在深山中陆续集结起百来人。在缺粮少弹的情况下,仍然按照中央命令,坚持在闽西的深山中打游击。那时钟国楚担任游击支队的政委。

5月,闽赣省、军区领导机关在转移途中被敌军围困在德化、仙游、永泰三县交汇处的紫山上。此时,掌握武装的闽赣军区司令宋清泉、政治部主任彭祜、参谋长徐江汉等人密谋叛变,利用夜间休息时悄悄把部队拉下山向敌人投降。

他们下山后不久,敌人便攻上山,紫山上剩余的几十名干部大部分被俘或牺牲。闽赣省委书记钟循仁、省主席杨道明突围后与组织失去联系,他们人生地不熟,被迫在当地一家寺庙出家。

钟、杨二人认为自己没有把队伍带好,愧对组织,始终不愿下山寻找组织。钟循仁去世前仍交代杨道明对自己的身份保密,直到上世纪80年代,杨道明的身份才渐渐公开。

1986年底,已经75岁的钟国楚受邀到福州参加党史书籍的修订,他是这时才得知杨道明还活着。由于革命年代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中战斗,当时他身体状况并不好,但工作结束后却不顾炎热的天气,带着医生和氧气包,执意要去永泰县一家寺庙。

当钟国楚见了寺庙的主持后,直呼:“老首长,我来看你了。”那位主持正是当年的闽赣省主席杨道明。两人分别数十年,一个是开国将军,一个是皈依佛门的法师,不论身份还是信仰,都有了较大的差异。但战争年代那份革命情谊却始终流淌在他们心间。

这次会面颇具戏剧性,一步之差完全改变两人的命运,这也充分地展现了了革命斗争的复杂和残酷。当然这是后话。

当年钟国楚带领游击队在闽西深山里坚持战斗,渐渐打出名声。敌人为了遏制游击队生存,实行保甲制度,搞移民并村。把山上的零星住户强行迁走,山下的村庄都用竹篱笆围起来,设置哨卡,凭通行证通行。等于切断了游击队与百姓的联系。

游击队缺粮少弹,生存异常困难。山上的野果、竹笋、鸟兽和河里的鱼虾都成了他们的食物。但这些东西远不足以维持游击队的生存,他们有时候连续几天都没有饭吃,饿得头冒金星,双腿发软。好在一些好心的村民,利用上山砍柴的机会,为游击队送一点粮。

为了补充粮食和弹药,游击队时常下山攻击民团据点。在漳平一次伏击敌军运粮队的战斗中,一颗子弹把钟国楚下巴打穿,鲜血直流。钟国楚急忙扯下衣袖塞住嘴巴,但血却往他喉咙里流。

情况危急,决不能因为自己受伤而让队伍陷入混乱。钟国楚忍着剧痛,带着游击队跑了几里路,直到占领一个有利的山坳地形才停下来。此时钟国楚已经瘫倒在地上说不出话来,为了不拖累战友,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从口袋里掏出纸笔写起遗书来:

字还没写完,他就晕了过去。战友们把他抬到九州山的临时救护所,当年的医学水平还非常低,年轻的医生摸了摸他的鼻子,摇了摇头,表示已经无法救治了。

游击队的两个战士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流着泪求医生再想想办法。医生担心两个战士赶不上部队,等敌人追来后会被抓捕,劝他们赶快离开。

两个战士只能带着钟国楚未写完的遗书和一些遗物赶回部队,他们在密林之中辗转了20多天才找到部队,告诉游击队钟政委“牺牲”了。

其实钟国楚并没有“牺牲”,他只是被凝固的血块堵住了气管。两个战士走后,救护所安排人将钟国楚抬到山上掩埋。上山的路一脚高一脚低,一阵颠簸,却幸运地让血块滑了出来。钟国楚也渐渐醒了过来,又被送回救护所。

钟国楚在医院治疗了一段时间,心里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自己的战友。不等伤口痊愈,便悄悄离开医院去找部队了。游击队不仅生活艰苦,而且时刻面临危险。钟国楚作为一个伤员,完全可以等伤口愈合后归队,甚至先隐蔽起来观察形势。

但钟国楚并没有这样做,坚定的革命信念使他义无反顾地回到密林之中。经过两天两夜的奔波,在他找到部队那天,部队刚好为他设了一个衣冠冢,并开了追悼会。及时赶回来的钟国楚正好参加了自己的追悼会,他把自己的经历告诉战友们后,大家无不称奇。

钟国楚率领游击队在极为艰苦的环境下坚持了3年,完成了中央交代的任务。直到抗战爆发后,国共开启了第二次合作。他才率队下山,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三团,并担任团政治部主任。

抗战期间,钟国楚先后担任过六师十六旅代政委、旅长,苏中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务。

在1943年的溧高战役中,江渭清和钟国楚率领16旅46团和旅部特务营,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全歼了东坝出援的伪军,活捉了伪军副师长陈炎生以下800余人。

陈炎生是伪江苏省长陈群之子。他被俘虏后,汪伪高层产生了极大的震动,陈群四处托人求新四军保全其儿子性命。据钟国楚回忆,新四军按照一贯的俘虏政策,并没有为难陈炎生。

解放战争初期,钟国楚担任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六旅旅长。苏中战役中,华中野战军在粟裕等人领导下七战七捷,粉碎了敌军46万大军的进攻。16旅参加了苏中战役的5次进攻战斗,共歼敌1万余人。

1952年底,担任第23军军长的钟国楚率部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并于次年初接替了38军的防御任务。钟国楚判断在205高地必然会有一场硬仗,专门对该阵地的防御做了部署,下令:“即使打到一兵一卒,也不能丢失一寸土地。”

就在他们进入阵地4天后,美国第34届总统艾森豪威主持了一次就职前的内阁会议。为了向这位新任总统“献礼”,“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与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策划了一次“空、坦、炮、步协同作战试验”,号称“三个多月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

美第7师出动一个加强营,在8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和1个战斗轰炸机联队的支援下,向23军201团1连3排驻守的205高地南山(丁字山)及两翼发起猛烈进攻,一天之内就向志愿军阵地发射了各种炮弹17万发。

为了宣传自己的“战果”,高调的范佛里特还搞起了“直播”,邀请来大批记者及高级军官到现场观战。但志愿军防守部队凭借坑道英勇抵抗,接连打退敌人5次冲锋,仅以伤亡11人的代价,歼敌150余人,始终牢牢地控制住了阵地。

这样一个小山头范佛里特动用了各种力量却攻不下来,在众多记者面前丢尽了脸面。到场的记者无不对其进行了讽刺,一些报道称“这样下去,美国的死亡名单必定会更长!”美国国内一片哗然。

随着这次进攻战斗失败,范佛里特的军事生涯也走到了尽头,不久就被召回美国,以上将军衔退休。

对此,《人民日报》以《给艾森豪威尔上台的一棍》为题,报道了23军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钟国楚被授予少将军衔。此后他先后担任过安徽省军区政委、江苏省委书记等职务。

回首钟国楚的一生,起初为苦难所迫参加革命,因而有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革命决心。在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中,他经历了九死一生,甚至参加过自己的追悼会。但不管环境多么恶劣,他始终坚定地保持着革命信念。这种一往无前,决不被困难压倒的坚定革命意志,给人带来奋发向上的无穷动力。

钟国楚把革命队伍当做自己的家,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家人,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当年跨过长江,钟国楚率队回到新四军时期战斗过的地区,老百姓们听闻后难掩激动,逢人便说:“钟旅长回来了!”

在抗战时期与16旅结下深厚情谊的老百姓,纷纷前来看望钟国楚,向他倾诉说着思念之情。钟国楚回忆说,那是他一生最难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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