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女,有兴趣做兼职模特吗?拍拍毛衣、包包,签约后每个月能挣三四千元。”经常在杭州延安路附近逛街的姑娘,可能有过这种被“星探”发掘的经历。

“你长得蛮漂亮,身材也好。”那天,一女子拉住小杨,“有没有兴趣做淘宝模特啊?”说着,女子往小杨手里塞名片。

小杨正犹豫,女子说:“工资日结,每天多的可以赚800元,少的也有300元。今天就可以试镜!”

“先试一下镜,看形体僵不僵硬。”简单拍了几张照片后,工作人员说小杨非常适合做模特,公司当天就有拍摄订单可提供,当日拍摄就可获得报酬。不过,接此订单的前提,就是要拍摄一套模特资料用于建“模卡”。

经不住对方的一阵猛夸,小杨签下一份模特资料拍摄协议,并支付拍摄费1280元、化妆费100元。

工作人员又提出,公司和广告圈、演艺圈、模特圈都有深度合作,模特如果和公司签约,可以由公司进行包装推广,到时候兼职的话,每个月至少赚三四千元。

小杨又签了一份长达5年的模特经纪代理合作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她还要交2.58万元推广费、培训费。

小杨等10人将嘉港宇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起诉到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要求撤销双方的合同、退还服务费4800元,并赔偿损失1.85万余元。

小杨等原告的代理律师指出,被告以虚构的模特订单以及虚假的模特推广服务为诱饵,要求原告支付费用签订合同,存在服务欺诈。所签的拍摄授权协议和代理合同都不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而是被告收取费用的借口,“这种行为不仅恶劣,而且仍在继续,每天仍有不明真相的消费者不断上当。”

“小杨的说法根本不是事实。”被告嘉港宇诚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的代理律师反驳道,“是小杨委托被告作为形象推广人,为她本人提供参加培训和演出机会。被告已经明确告知需要提供模特档案,可自己拍摄,也可在被告公司拍摄,如果在公司拍就需要缴纳服务费和化妆费。小杨选择在公司拍摄,双方签订合同,当天就拍了照。”

被告律师还说,后来,双方又签了模特代理合同,合同期限为5年,若原告中途解除或者终止合同,被告不退还任何费用,被告未作其他承诺。“小杨仅缴纳了服务费5800元,称会尽快支付余款。但即使这样,被告也依约履行合同,为她提供了演出机会。”

被告律师表示,2015年8月1日,双方解除合同,退回小杨1000元,双方已经再无争议了。“公司给小杨提供了模特档案资料和参加培训演出机会,付出了相应的工作和经营成本,从客观上是无法全额返还服务费的。”

“公司每周都会定期给模特进行培训,是她们自己不来放弃机会的。”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补充。

这种“提供培训及演出机会”,在原告方看来,与预期差距较大。“原告签合同目的是做正规模特,是为某种产品做广告、形象代言,但被告提供的机会,是足浴店、KTV开业,要请礼仪小姐站台。”原告律师说,这恰恰成为被告的借口,“我给你提供机会了,你自己不去啊”。

在模特代理合同中,有一句话,“乙方(即被告)是资深的文化演艺事业推广发展公司,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承办各项演艺活动的能力,为了给甲方提供一个促进个人形象推广的机会和发展个人演艺事业的良好环境……”

“被告这家公司是2014年3月成立的,怎么称得上‘资深’?”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原告律师对被告公司王某的从业背景、学历、社会关系等多方面提出了质疑,认为被告根本不适合、也没有能力为原告作任何推广活动。

“我有很多成功案例,与平安银行等很多大企业合作过,给他们做企业年会,都需要模特、礼仪小姐呀。”王某否认。

原告律师则当场提交了2份浙江饭店、温德姆豪庭大酒店的证明,说对方宣称在这两家饭店搞过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子虚乌有。

“这个……服务合同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时间地点换了,没通知酒店吧……”王某辩解,“我合作的客户太多了!我给万达办过活动,还和央视董卿合作过!”

“签约这些女孩子,会安排她们当微商、淘宝模特。”王某也承认,“大品牌肯定不要这种模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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